重塑“地方”——对话八桂学者、《南方文坛》编审曾攀
作为“中国文坛批评重镇”的核心力量，近日，玉林籍知名学者、评论家，《南方文坛》副主编、编审曾攀正式受聘为“八桂学者”。这份承载着广西高端人才使命的荣誉，让他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续写“地方”与文学的深层对话。
当前，“新南方写作”的浪潮正持续激荡当代中国地方性叙事的宏大现场。从文论编辑的精准施刀，到批评家的前沿发声，再到“八桂学者”的使命担当，让他对“地方性”的理解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他眼里“地方性”与全国、全球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重塑广西文学的地域辨识度？日前，记者与曾攀展开了一次对话——
记者：2025年12月，由贵刊《南方文坛》杂志、玉林师范学院、《美术界》联合主办的“当代中国地方性写作新浪潮”学术研讨会在玉林召开，那是一次极高规格的研讨，非常成功。能否请您谈一谈“地方性”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关系？
曾攀：那次活动取得成功，首先得益于岭南都会悠久的历史文脉与浓厚的创作氛围，玉林本土写作者群体日渐壮大，越来越多的作家走向全国。当下“当代中国地方性写作”新浪潮正席卷文坛，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新津派文学、新西部文学、文学新浙派，等等，召唤不同区域和地方的写作者，更多地去思考深挖地域文化根脉，在创作中熔铸“地方”的源与流，考究局部与全局的辩证统一；并且在这股新浪潮中找准自身定位、探寻独有的文学辨识度，形成自身的风格调性；在此基础上，九游体育官网切合自我的生命意识与审美经验，直面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路径，更回应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命题。
记者：平时您编辑工作千头万绪，但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开展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很多认可，如被评为中宣部国家文化英才、受聘八桂学者，入选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1%Top名单，以及荣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扬子江文学评论》奖等多项荣誉。请问您是如何平衡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的？这两者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曾攀：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时间粘合主义者，什么意思呢？正如您所说的，编辑的工作非常繁重琐屑，没有整块大片的时间能够真正安静下来，因此只能从碎片化的时间中，去思考连续性、长时段甚至宏大的问题，这就逼迫我不得不将零碎的时间加以黏合，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如此需要思考的整合与整全，读书也好，写文章也罢，连贯性与一致性成为我求索的核心。我曾写过文章，对我来说，编辑不仅是从事评论工作的一种准备，或一重视镜，更是关乎学术批评与研究的志业。我深感自己常常置身当代文学与学术的现场，因此需要付诸更多的心神和气力，去回应那些刚刚展露与展开的，具有无限的开放性的问题，也许很多努力会付诸东流，也可能很多言辞会成为无用功，在这个过程中试验与试错是如影随形的，因此作为一个学术型编辑，更有待拿出眼光去批评、辨析，判断批评的伦理、学术的方向、作品的质地以及现象的动量。总而言之，甘于沉潜而富含锋锐，意味着一个文论期刊编辑的优良质素，也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
记者：如您所说，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新津派文学、新西部文学、文学新浙派等，正如火如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浪潮”，您认为新南方写作，与别的这些概念，有哪些不同？当时又是出于什么考虑的？
曾攀：实际上，新南方写作具有的跨文化、跨区域、跨语际的特质，是真正区别于以往我们对于一般“地方性”写作的理解的。自从2021年前后“新南方写作”举起大旗以来，经过了五年左右的发酵、发展，直至现在，很多理论的察究几乎穷尽，但是关于“地方”的思索，关于文学修辞、美学与伦理的探究，关于后全球化时代的精神症候的表征等，还在持续，并且还产生了诸多全新的命题。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新海洋文学、新方言写作、新乡土叙事、新边地文学等，都是由这一次“地方性”写作新浪潮催生的，有的文学的题材和理论的抓取可以说才刚刚展开，亟待进一步探进。但有一点，地方观念不能走向封闭，也需力克狭隘和局限，而更要建立全局视野，在更丰富的世界与更广阔的天地中，展开想象的翅膀。
记者：其实我在做编辑、记者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写诗（去年年底获得“2025广西年度诗人”的称号），我的写作也属于新南方写作范畴。您对从事“新南方写作”的人，有什么期待？
曾攀：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尽管“新南方写作”等概念具有一定的理念先行的元素，但是却没有将某种教条主义的求索去衡量“地方性”；相反，我们十分乐见像您这样有志于探索当代“地方性”创作的作者加入，这也出于诸如“新南方写作”等“地方性”写作观念中，更多倾向外在的询唤机制，目的就在召唤更多的写作者对之进行探索式的补充，因而这样的概念或曰理念是具有强烈的开放性的，甚至于期待理论评论者与创作者一同参与到“地方性”的创构中来。
记者：AI时代，网上有一个悲观的说法，说评论家可能“最先消失”。我也留意到，网上的大数据、AI生成，确实太快了，几秒钟就可以生成一篇评论，而且有模有样。那么，请问AI时代，对评论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作为评论家，该如何扬长避短，把握角色定位？
曾攀：不得不说，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我们见证了新的人类变革，也因而进入了新的时代并置身于新的历史。我也曾试过使用AI来生成“具有曾攀风格”的评论文章，说实话，出来一看，比一般的文章要好，各种要素和角度都齐全，而且文采斐然。所以我曾写过文章提出“AI重估学术”，就是提出如何在AI时代对文学进行阐述和评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处理他者与自我的宏大而细微的议题。换言之，AI的出现能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艺理论评论既有框架、概念和思维，挑战那些理论的边界和底线，并且真正思考人类可能的与不可能的未来。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AI的出现能够为创作提供极大的便利，也许某种程度而言是如此，但是说实话我觉得，AI恰恰给我们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其本身也产生了诸多的作用与反作用。但无论如何，AI也许会滋生非常大的泡沫，也会造成不可预见的因果，但是起码对我们人类认知本身，对我们的创作和评论，形成了新的镜鉴、新的尺度、新的意义空间，也将打破我们本身的诸多价值及评价系统，并重塑我们对于自我、对于世界、对于未来的觉悟。
记者：上次有幸与您和一帮国内著名学者、评论家去到您老家曾屋寨参观，景色优美，闹市中的静谧，很难得，非常喜欢。我也姓曾，当时还在朋友圈写道，找到了“异乡的故乡”。请问您认为一个地方的人文环境，对人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您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是否对您的成长产生了特别的意义？
曾攀：曾屋寨毗邻南流江，始建于清代，是我少时成长的“老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客家传统民居。我们几代人生活在这个闹中取静、人文底蕴丰厚的地方，深受其中文化的影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对我影响最大，他坦荡、豪迈，不拘小节，好饮酒，性格倔强，朋友很多，也受人敬重。父亲很爱读书，写了一手好字，也写些诗词。还有曾屋寨里的很多叔伯兄弟、婆姨姐妹，他们家族观念很强，讲感情、重义气，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激荡，坦率而幽默，乐天也知命。所以我常觉得，基因也好，文化也罢，代代相传的很多元素，不一定能完全说清楚，但却显影得很明晰。这或许也是“地方性”非常幽微而深刻之处，关于个体/群体精神成长的源与流往往蕴蓄其间，流波深远。
记者：可否透露您目前研究的动向？作为一位学者、评论家，无论是地方思维还是全局考量，您本身的文化考虑和意义建构是什么样的？
曾攀：目前我主要的精力用于中国文学与文艺的前沿论题研究，思考的是当代文学的话语转向与叙事变革。一方面以文学为镜像，映射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真实精神状况，并以此为契机，洞察文化的情态，窥探发展的前景；另一方面以文学为媒介，想象性地建构关乎现实世界和未来想象的空间。譬如“新乡土叙事”主要涉及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以来的“新山乡巨变”；“新南方写作”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地方性”写作新浪潮，直接对应着地方文化、地缘政治与在地想象，与当代世界文化在空间转向中的价值新塑联系紧密；“新海洋文学”不仅关联国家战略和地缘文化，而且充溢着跨国别、跨区域、跨文化的重要形态；此外，还有新媒介、新大众、新文艺的探索，揭示的是写作以及写作者的新样态，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与新大众文艺时代，“写作”所勾连起来的新主体、新伦理、新生态，成为当下最具有生产力与生长性的文化课业。总而言之，从个体到他者、从地方到全局、从传统到当下、从中国到世界，在我的眼前徐徐铺展新的纽带与图景，我时常感到困惑，但更多的是好奇，我们怀缅那些无限美好的过往，也时刻畅想着难以穷尽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