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25年第3期目录与摘要
九游体育九游体育李雪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在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传统的军事技术竞争逐渐向外空技术等新兴领域转移，使外空领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域。 近年来，中国积极携手各国加强在外空领域的探索与合作。中东地区作为“一带一路”交汇之所，是发展与探索外空领域合作的重要区域。本文聚焦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航天合作，认为以航天合作为指引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中阿双方在外空领域的探索与合作，这不仅满足当前阿拉伯国家对于外空领域探索的现实需要，而且符合当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合作理念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通信卫星、遥感卫星、深空探测和卫星导航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其主要方向包括卫星技术转移与产业合作、商业航天、航天搭载及航空航天科研交流等。 双方积极推动航天政策对接、技术援助和联合研发，有助于推动中国“天基丝绸之路”的落地，也有利于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共建。
杨关锋，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构成了土耳其国家内部治理的三大难题。这些难题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影响，其互动关系和发展演变共同决定了土耳其现代化道路在复杂与曲折中前行。土耳其地处冲突频仍的中东和环黑海区域，这无形中增加了国家难题解决的难度。自建国以来，其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的治理文化也经历了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主义的变迁，决定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持续博弈。当前，中东局势诡谲多变，出现诸多反常现象，显然阻碍了土耳其诸多治理难题的解决。 土耳其区域大国抱负实现的程度与国家难题治理的成效有密切关系。 受制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受到外部因素的深刻作用，库尔德问题将会更为复杂，政治伊斯兰的力量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军方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可能扩大。
“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特征。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成员，土耳其的战略自主表现为经济上强化政府干预与重视传统价值和独立性、政治上独立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文化上回归伊斯兰世界和增强族群认同、防务上加快国防工业发展以促进防务自主以及外交上推进外交政策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为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国家实力提升带来的认知变化是土耳其追求战略自主的根源；美西方国家的态度是土耳其战略自主的推动力。战略自主有利于土耳其在大国竞争中的外交转圜，既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政策空间和利好，也加速了本国与非“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变革。 尽管受“全球南方”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非“全球南方”国家的约束以及国内因素的制约，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仍引导着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转型，土耳其会继续靠近“全球南方”国家，达到多方平衡。
2019年8月，土耳其政府提出“亚洲新倡议”政策，旨在重塑和调整土耳其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从政策领域看，“亚洲新倡议”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合作等各领域。从实施手段看，多边与双边并举、民间交流、数字外交、维持和平与调解外交灵活运用。从实践效果看，与亚洲国家间的各领域合作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经济领域的合作成卓有成效，认同意识尤其是伊斯兰认同和突厥认同意识显著增强。然而，受到国际与地区形势、土耳其自身实力限度等影响，“亚洲新倡议”的成效并不平衡，存在自身实力与愿景目标、地区复杂形势与目标达成之间的矛盾。从性质上看，“亚洲新倡议”是土耳其“进取和人道主义”对外政策和“战略纵深”政策的深化和延伸，并非土耳其外交政策重心的转移。从未来趋势看，“亚洲新倡议”如何继续在“土耳其世纪”战略框架内推进和开展，仍需进一步观察。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地缘政治博弈已经从传统的陆地、海洋、天空、外太空、极地和深海等物理空间拓展至网络空间，成为国家间地缘政治博弈的“新边疆”，并由此催生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形态——“网络地缘政治”。网络地缘政治既具有传统地缘政治的基本要素，又具有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新特征，包括网络主权边界的模糊性、军事威慑的低效性、“进攻有利”的偏好性等。网络地缘政治延伸并反作用于传统地缘政治，日益构成了跨越物理和网络界限的地缘政治概念。本文研究表明，伊朗与以色列的网络空间博弈并未完全脱离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的逻辑，双方都将网络空间视为改变攻防态势的重要场域，网络博弈是两国在地理空间领域攻防的延伸。伊朗和以色列的网络军备竞赛加速了中东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网络地缘政治与物理地缘政治相互联动，导致中东“次级修昔底德陷阱”，“物理—网络”混合战争愈演愈烈。
联合国安理会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司法解决，本质是利用国际刑事法院追究达尔富尔问题中国际犯罪行为的责任，符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共同利益，也符合《联合国宪章》和《罗马规约》的规定。然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司法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过程中，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官员豁免权的立场存在逻辑缺陷，阻碍了达尔富尔问题的司法审判程序与和平进程，导致国际刑事法院没有与联合国安理会、非洲与阿拉伯国家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而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地区冲突的不可控因素，直接造成联合国安理会司法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出现困境。目前，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将达尔富尔问题的法律逻辑适用于其他案件，但过度关注国际犯罪问题不利于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罗马规约》非缔约国，中国应重视国际刑法的发展导向和规则构建，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法律判决的可操作性。
《阿拉伯世界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78年,自1982年10月起经教育部批准公开发行。 本刊以夯实基础研究、聚焦热点问题、发掘前沿议题和培养学术新人为宗旨,鼓励打破学科壁垒,对中东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为学者富有创见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提供学术传播平台。 本刊长期关注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中阿合作:本刊重点专栏,特别关注中阿峰会对中阿合作的新的战略定位。围绕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展开研究,包括支持发展共同行动、粮食安全共同行动、卫生健康共同行动、绿色创新共同行动、能源安全共同行动、文明 对话共同行动、青年成才共同行动、安全稳定共同行动等领域。
2. 中东问题理论研究:运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中东国家政治、外交、经济、安全、能源及社会思潮进行研究。
3. 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包括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社会、文化等议题,尤其关注国际和地区形势对地区国家的挑战及其应对。
4. 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包括中东地区格局、中东区域与次区域组织、传统与新兴热点问题、中东国家对外关系、美欧俄及新兴大国的中东政策、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东、大国中东外交、中东地区的海洋政治、国际组织与中东等议题。
5. 中国中东外交研究:围绕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的推进,包括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中国的中东政策、“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中国与中东关系史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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